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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向:地方叙事、精神故乡与时代变迁

来源网络2023-05-05 00:43:56 32

  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作家们像是一种共同约定,助推长篇小说呈现繁盛局面。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

  以浓烈的地方性强化作品的独特标识,增强辨识度

  小说发展到今天,从创作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艺术表达上的“高招”早已穷尽,作家很难寻找到新意和新的突破。这几年,我通过对多部长篇小说的分析发现,小说家们努力通过“融合”来寻找突破方向,即努力将传统与现代、流行小说的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等多重因素进行新的融合,以打通各种既定的壁垒,形成既能赢得广泛读者,又能保持纯正口味的创作局面。

  集中阅读几乎“疯狂产出”的长篇小说,我又有一些新感悟,即小说家们突然集中强化地方性。这种地方性至少具有两种功能: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即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并不是作为现代性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努力与现代性融于一体,甚至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野望》《北流》《本巴》《宝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苏州河》《白洋淀上》《雪山大地》《秦岭记》《铜行里》《钢的城》《望江南》《仪凤之门》《河湾》《天露湾》《乌江引》《老渤海》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乔叶的《宝水》就颇具代表性。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指。这种方言俚语已经延伸至市、县,甚至村镇一级,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

  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成为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王跃文的《家山》把方言直接带入叙述语言中,而不只运用在人物对话里。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

  必须要强调的是,人物对话甚至叙述语言上的“土得掉渣”,不仅突出民俗和地域风情,而且还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转化的艺术自觉。

  葛亮的《燕食记》夹杂着不少粤语方言,阅读难度显而易见。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会发现,半懂不懂间自有妙处,它们造成一种陌生而奇异的效果。拆开每一个字,可能有些并不大容易理解,但是把它们组合起来,似乎又能读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和岭南色彩。

  付秀莹《野望》的荷花淀风味,林白《北流》的南国味道,蔡崇达《命运》的闽南腔调,霍香结《日冕》的梅山气质,各具特色,都具有标识度很高的地域风格。即使是徐坤这样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其新作《神圣婚姻》里,一样让人读出浓浓的东北味儿。而且我坚持认为,小说故事中那些敢爱敢恨、爱哭爱笑的男女人物,那些充满奔走、吵闹、冲突和纠葛不断的故事,到小说的收束部分统一逆转和归于和谐、归于美好,体现出人物互相之间的关爱、信任,这样的处理符合东北小品程式化结构的特点,十分有趣。

  在刻意留下自叙传色彩的同时,写出一种超越个人的精神故乡

  邵丽的《金枝》是写家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我”这个家族主要成员的目光和情感过滤而被书写,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内质。这样的叙事方法,平实而自然地规避了严整的百年叙事模式,以充满人物性格的口吻,让宏大历史与伦理亲情有效地融于一体,彰显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饱满的小说气质。

  魏微的《烟霞里》同样是写普通人与历史的对话,不过在呈现上更为直接。小说一样刻意留有某些自叙传痕迹。这不是作者与人物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和联系,而是将自己的出生、成长,命运、归宿和盘托出,几乎就是一部非虚构的人生盘点。田庄从李庄出发,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广东,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微小的生命个体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代风云奇妙结合,让时代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面前。

  类似的方法在多部长篇小说中留下印迹。比如以饮食文化为题材的《燕食记》,虽然核心人物故事是虚构,但有纪实的痕迹。小说开头的叙述者“我”,不是小说故事的参与者,却算得上是一个介入者。因为他以学术的名义,前来做一次田野调查。小说还带入自己在香港读书、在岭南一带生活的经历,稍微熟悉葛亮的读者都会知道,这实际上是他故意留下的纪实痕迹。正是这样一种叙述策略,让小说人物故事变得灵动起来,出入自如、相得益彰。

  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转型变迁

  近年来,中国作协倡导设立“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应当说,当下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也在多方面实践着这一倡导。这些作品自觉以普通人的奋斗和生活展现历史变迁,特别是反映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又努力以思想的力量和艺术的品质体现新的创作气象。

  我们可以用众多作品的题材,串接起一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发展的历史。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苗长水的《老渤海》、马伯庸的《大医》、霍香结的《日冕》、庞贝的《乌江引》、海飞的《苏州河》等,都是表现革命者战斗历程的作品,但写法上各显神通、各具特色。

  《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拥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小说呈现的画面感、戏剧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紧张刺激的敌我斗争,散布其间的城市地标和纷繁意象,都使这部主题鲜明、立场坚定的小说呈现出多重的迷人色彩。

  作家们在展现重大主题的同时,又能表现出历史的复杂多重,反映出重大历史与普通人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成熟的创作思考和美学理念。《家山》是一部很难用某一主题来概括的作品。这是一部写家乡、写中国、写历史的作品,也是一部写理想、写儿女情长、写家国情怀的作品。一定程度上,邵丽的《金枝》也可以作如是观。

  以传统的题材划分看,也有在工业题材这个“冷门”领域用力的作品,如阿莹的《长安》、水运宪的《戴花》、罗日新的《钢的城》、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等。但又不能简单用工业题材这一说法来概括这些作品,它们显然有更多的创作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一样呈现在长篇新作中。梁晓声的《中文桃李》着力表现80后青年精神成长史,75后作家石一枫的《入魂枪》着重描写电子时代的青年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游走、拼争的热血和悲欢。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书写白洋淀新区的变迁,鲁敏的《金色河流》表现企业改革的进程,尤其对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变化和心灵激荡给予深切关注。

  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中国作家的共同追求与创作自觉。作家们努力从传统中寻找素材和题材,并进行现代性转化,在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中挖掘主题,并进行艺术化的表现。李浩《灶王传奇》中的中国传说,老藤《铜行里》中的中国制造,贾平凹《秦岭记》中的中国山川,熊育群《金墟》中的中国古镇,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阅读体验和丰富收获。

  小说家在艺术上的探索,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开掘,让我时时感受到新的小说气象正在形成。艾伟的《镜中》就特别值得关注。这是一部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小说对人生的极端境遇、人性的极致状态、情感的极限情形的描写,对尖锐矛盾冲突的化解与救赎的表现,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内在力量。

  面对集束而出的大量长篇小说,我只能挂一漏万地描述,更不具备恰当的理解力来一一进行分析,但这些作品可谓色彩纷呈、目不暇接,并且还有很多长篇小说值得阅读和评析。

  我们欣喜于已有的收获,更期待新的繁花似锦。

  (光明日报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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