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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业今生未许休——我的父亲阎宗临

来源网络2023-05-05 00:43:59 111

  【述往】 

  学人小传

  阎宗临,1904年出生,1978年去世,山西五台人。历史学家。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50年回山西大学任教。著有《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巴斯加尔传》等,主要著述被整理成《阎宗临文集》。

  我的父亲阎宗临出生于清末,祖祖辈辈都是偏僻小山村的农民。他那一代学者,一般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或世家大族,至少是富裕家庭。父亲从山西一个小山村的农民子弟成长为史学大师,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在他那个年代,大概绝无仅有。

  从山村到北京

  父亲出生的小山村在五台山西麓,有百十户人家。他7岁进了村里的小学,读的是《论语》《孟子》等典籍。父亲在地里干过农活,也背过水,背过煤。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家里的亲戚大多数也很贫穷,只有表兄杨西亭是五台的绅士,家中有些藏书,喜欢读书的父亲,经常跑30多里山路到杨家借书。

  1918年冬,父亲在本村小学毕业,爷爷打算送他到店铺去当学徒,早点赚钱补贴家用,父亲却坚持要求继续读书。经过一番努力,他的表兄杨西亭答应每年资助20元,爷爷只好在家里不负担读书费用的条件下,同意他继续读书。这一年,父亲14岁,继续读书,是他人生中一个重大选择。

  1919年春,父亲考入私立川至中学。在这个新式学堂,父亲为了维持学业,不得不在课余为学校做杂工赚钱,如打扫教室,清理环境卫生,或刻写讲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尽管生活艰苦,但父亲记性好,悟性高,又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很优秀。

  1924年中学毕业,一直很关心他的乔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当教师。乔老师建议他去北京报考高等师范,并鼓励他说:“只要你能吃苦,天无绝人之路。”于是,父亲拿着乔老师给的10元钱,离开山西,独自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父亲没有考上北京高等师范,恰好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曹州办的重华书院招生,父亲去参加入学考试,考了第一名。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考完试后,梁漱溟亲自到小旅店来看望他这个穷学生,梁漱溟不仅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而且还负担他的食宿。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把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曹州,梁漱溟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哲学,父亲的志趣在文学和历史,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父亲想回北京,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谈了,梁漱溟深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从曹州回到北京。父亲和梁漱溟的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仅一个多月,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宽厚善良,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

  回到北京,10月以后,天气渐渐寒冷,父亲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正在走投无路时,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在北京创办的《国风日报》要复刊,《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经人介绍,景梅九和父亲谈话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报社,父亲认识了同乡高长虹。高长虹是狂飙社的创建者。这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社团,宗旨是要做“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强者,父亲也参加了。狂飙社的成员是一群贫穷而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相互砥砺,有友情,有温暖,这些对当时漂泊在北京的父亲而言,都是极其渴求的。狂飙社的活动,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支持,高长虹和鲁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亲对鲁迅很钦佩,于是,高长虹带他去拜会鲁迅,这大概是1925年年初的事。从此,父亲常去鲁迅那里。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

  有一次,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鲁迅要读外国书的主张,对父亲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父亲后来回忆说:“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父亲之所以能赴法勤工俭学,说来也是机缘巧遇。那时,国风日报社的宿舍新添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客人。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常在《学汇》副刊发表文章的华林,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华林和父亲多次交谈之后,很欣赏他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的精神,也很喜欢父亲诚实谦虚、善良平和的个性。当华林问到父亲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时,父亲说:“我的愿望还是想考师范大学,将来当一名教师。”华林说:“你既然想继续读书,为什么不到法国勤工俭学呢?”父亲说:“我也想去勤工俭学,可是我不懂法文,不知道怎么办出国手续,到法国后,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华林说:“做事情总要冒点险,不过也不要神秘化了。你只要能找到200元钱,就可以去法国了。其他的事,办出国手续,到法国找工作,我都可以替你想办法。”华林对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路径很熟悉,也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所以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可是,对于像父亲这样的穷青年来说,200元无疑是一笔巨款,怎么能筹到呢?朋友建议父亲找景梅九想办法,因为景梅九非常爱护青年。恰好华林和景梅九很熟,就主动与景梅九联系,恳请他予以帮助。父亲出国的经费就由景梅九解决了。

  在华林的大力帮助和精心安排下,父亲赴法勤工俭学终于成行。他先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上海。1925年12月5日,父亲乘坐法国船“安德烈洛奔号”四等舱,走出国门,于1926年1月8日到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

  在欧洲

  父亲在欧洲生活了13年,前4年是打工赚钱,后9年是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取得博士学位。

  父亲打工的4年,开始的一年多,主要是在一个化工厂做杂工,清洁工、搬运工、油漆工都做过,后来转到里昂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实验室做清洁工。由于他工作勤奋,善于学习,掌握了实验技巧,为总工程师莱旦所赏识,提升他为助理员。当莱旦知道父亲打工存钱不是为安家,而是为进大学读书,深为这个刻苦求学的年轻人感动。经莱旦的联系安排,父亲进入弗里堡大学文学哲学学院学习,免费住在圣·宇思丹学生公寓里。

  父亲从1924年中学毕业到进入弗里堡大学,中间隔了5年多,入大学时已经25岁了,实在是不容易。父亲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特别刻苦认真,学问日渐增长,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天资聪颖,勤奋刻苦,这是父亲成为弗里堡大学优秀学生的原因,也是他完成从工人向学者优雅转身的原因。

  父亲在校主要学习欧洲的历史与文化,拉丁文是必修课。拉丁文是“死文字”,深奥难学。父亲经过3年刻苦学习,终于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考试得到了“造诣高深”“优秀资格”的评价。拉丁文教授对这位东方学生的成绩感到惊讶,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股毅力?”父亲回答说:“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

  由于从小的愿望是当教师,父亲选修了教育学,因此有机缘认识了教教育学的岱梧教授。1932年父亲通过了教育学的考试,获得了“特优”的好成绩。父亲拉丁文及教育学考试的优异成绩,使岱梧感到震惊,他主动约见父亲,得知他刻苦求学的经历,深为同情和感动。从此,岱梧对他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让他每星期到家里一次,指导他学习,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父亲为完成硕士、博士论文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地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岱梧资助的。

  1933年7月,父亲以“特优”的成绩通过了法国文学和古代中世纪史的考试,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此时,恰逢岱梧当选为大学校长。岱梧决定在学校开设中国文化课,聘请父亲讲授,并给他一年的假期,可以回国探亲,还允许他带一个未婚妻回来,给予报销船票。这样,父亲在出国8年后,有了回国的机会。

  父亲这次东归是当年10月2日到达上海,再到北平。10月下旬,父亲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看望了时时在念中的慈母。1933年年底,他从山村回到北平。12月,父亲受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讲授法国文学一个学期。这时父亲刚30岁,正是而立之年。他一生都在高校工作,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是直接成为教授。

  东归一年中,父亲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梁佩云。母亲是山西清徐人,1909年12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梁成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擅长诗词书画,是故乡的名人。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相遇、相识、相知,于1934年秋天一同返回瑞士。

  父亲回到弗里堡大学,一边给学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边进入弗里堡大学研究院学习,准备博士学位考试和撰写博士论文。

  按照弗里堡大学的要求,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要进行专业知识的考核。父亲完成博士论文后,在1936年7月顺利通过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专业知识的考核,可以进行论文答辩了。

  父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7世纪末18世纪初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杜赫德的著作,主要是《中华帝国志》;第三部分论述以杜赫德的著作为主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对18世纪法国的影响。

  父亲认为,18世纪被人称之为哲学的世纪,对于欧洲,中国是一线光明。给予近代历史演变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推动而发生的。耶稣会士传播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使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在抨击宗教、反对专制主义和宣扬宽容的道德时,可以从东方文明中找到适当的论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父亲的博士论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述清晰,获得参加答辩的教授一致好评。答辩顺利通过,父亲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于1937年在瑞士正式出版。

  难能可贵的是,法国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2002年出版的力作《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梳理有关《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史时,专门提到父亲在瑞士出版的博士论文,并将其作为“当代著作”列于参考书目中,强调父亲的著作引起了作者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探讨。这表明父亲的博士论文在法国汉学界是受到关注的。

  在弗里堡大学,父亲和彼时住在瑞士的法国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有过难得的交往。

  罗兰由于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弗里堡大学的朋友找一个懂中国文学的行家帮他了解中国。父亲就被推荐去罗兰那里。当知道他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时,罗兰很高兴。在父亲介绍鲁迅的作品时,罗兰会提出问题,而且会从中欧文化差异的角度做进一步解释。对于父亲的工作,罗兰是计时给予报酬的。对父亲而言,罗兰的关爱,起着“家长兼导师”的作用。后来,父亲提出希望翻译一部罗兰的作品。罗兰说:“你帮助我了解阿Q,我帮助你了解米开朗基罗。”罗兰还专门为父亲的中译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序言。1936年,父亲完成了《米开朗基罗传》和那篇宝贵的序言的中文翻译。1937年父亲回国时,这些译稿与其他图书资料一同寄往上海,毁于战火。对此,父亲抱憾终生。

  共赴国难 情系教育

  在弗里堡三年的朝夕相处,父母亲之间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1937年7月14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父亲向岱梧谈了回国参加抗战的想法,岱梧从父亲的发展和生活出发,劝他留在瑞士,继续从事刚开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父亲婉言谢绝了岱梧的挽留,他回国的决心已定。我曾问过父亲:“当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父亲的回答是一句简单的反问:“国家有难,你能不回来吗?!”这句简单而质朴的反问,饱含着来自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的爱国情怀。那时,母亲已经在欧洲有名的弗里堡护士学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一等护士文凭。父亲的爱国之情,母亲的深明大义,是多么令人感动。

  7月25日,父母亲告别弗里堡大学,踏上了回国的行程。他们原计划是先到上海,再转赴北平。7月底,北平沦陷,8月中旬,上海开始了淞沪会战。他们只好改道香港,先期运到上海的行李和图书资料,全都毁于战火之中。

  9月初,父母亲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回故乡。9月中旬,他回到山西太原,受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由于战事的发展,山西大学停办。父亲应朋友之约,先前往武汉,其后又转往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并在无锡国专兼职。抗战胜利后,父亲受聘于中山大学,曾任历史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钱穆到广州,邀请他去台湾,他拒绝了。1950年,焦菊隐邀请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陆侃如邀请他到山东大学,赵宗复、张友渔邀请他回山西大学,父亲选择了回归故乡,到山西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此后,他曾任副教务长,1973年再任系主任,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亲一生都在大学任教,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教学工作和教学组织工作,尽管他教学经验很丰富,但每次讲课,不论学生多少,总要认真备课,不断补充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写成讲稿,再去讲课。他曾告诫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一个教师登讲台,就像一个演员登舞台一样,一定要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切不可随心所欲。”

  1960年,大哥守胜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父亲马上写信鼓励他安心教学工作,并为他抄录了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不是一个器具,有待教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燃烧的东西,有待教师去点燃。”在1962年山西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父亲发表了题为《谈独立思考》的讲话,谆谆告诫大学生们,要胸怀大志,刻苦攻读,要注意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不断扩大心智的结构和能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桂林的八年,尽管生活艰苦,环境恶劣,但这是父亲一生科研成果最丰富的时期。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父亲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和《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对中西交通史作了概括式的论述。在《清初中西交通史料汇集》的总题目下,父亲写了17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依据父亲在欧洲图书馆、档案馆抄回来的材料写成的,对于这些史料,西方学者尚未察觉到其特殊价值,中国学者又囿于条件而未能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因此,这些文章既具有开创性,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清朝康熙年间,樊守义曾在欧洲停留13年,并将其在欧洲的见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此书原稿藏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没有刊印过,父亲将其拍摄成照片带回国内,标点校注,写成《〈身见录〉注略》加以刊布。

  此外,父亲的研究重点是欧洲文化史,抗战与文化。父亲在桂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抗战与文化》论述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原因。此后,他结合二战在欧洲的爆发,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对各国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写了多篇文章,1941年这些文章合集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一书出版。1944年,父亲的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出版。前者是从地理上、空间上研究欧洲各国文化的特点,后者是从历史上、时间上研究欧洲各时代文化的变化,这两部著作对欧洲文化一横一纵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发明。父亲还对欧洲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三点推测,历史发展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在中山大学,父亲写了《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稿》两部书稿,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欧洲史的论文。

  回到山西大学后,他的研究转向了,写了《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关于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历史》等论文,发表在学校校刊或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中。由于这些选题不是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发表论文的刊物又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他也就淡出史学界,变得籍籍无名了。但作为学者,父亲对学术是以身相许的,晚年在病中,他写了一首诗:“史业今生未许休,病床长欲写春秋。残阳愿照非洲土,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认识到非洲将来是学术界要研究的,为给青年学者提供点资料,他在病中翻译了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中四本关于非洲的书,直至病重住院,才放下手中之笔。

  父亲逝世后,我开始对父亲的遗著进行整理和出版。因为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这些论著保留下来也很不容易,如果它们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2007年10月我编的《阎宗临作品》三种,即《中西交通史》《欧洲文化史论》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阎宗临作品》出版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四个方面评价父亲的学术贡献:一是中西会通的治学精神;二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三是文采横溢的学术论著;四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坎坷的学术命运。学者一致认为,父亲是一位被重新发现的史学大师。

  2014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牵头组成了《阎宗临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刘新成担任,学术顾问有齐世荣、刘家和、马克垚。编委由首师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等8个高校、科研单位的13名教授组成。编委会尽力把父亲的论著搜集齐全,并组织人员进行整理、校订、编辑。2019年《阎宗临文集》(四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阎守扶、宋若云编的《阎宗临手稿集》(两卷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近现代学人学术著述丛刊”之一出版。202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阎宗临学术经典《欧洲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这些书的出版,对父亲论著和手稿的价值做了最好的认定。

  2020年8月20日,我和弟弟守扶向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捐赠了父亲《罗马史》《欧洲史要义》等七部十二册手稿,时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向我们颁发了捐赠证书。这个名家手稿文库创立自1954年,收藏有众多名家手稿,其中就有父亲所尊敬的鲁迅先生的手稿。与这些名家手稿同处一室,父亲的手稿有了最好的归宿。

  (光明日报 作者:阎守诚,系阎宗临之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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