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西夏政权不仅留下了兀然独立的西夏陵墓、流落他乡的黑水城文献、结构复杂的西夏文字、伫立荒野的城池堡寨、绚丽夺目的石窟壁画，还有为数不多的西夏文钱币，这些文化遗产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近日，“道中华”就西夏钱币的铸造生产、流布范围、考古发现、历史价值、相关影响等问题采访了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杨蕤教授。
记者：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近两个世纪，但普通民众对西夏了解并不多，您能否对西夏历史的兴衰特点做简要介绍？
杨蕤：党项人最初在青海、四川和甘肃三省交界一带活动，繁衍生息，大致从唐代开始，党项人逐渐从西南迁入到西北地区，在此发展壮大。党项人及西夏政权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中华文化的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项人和西夏历史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迁徙路线独特。党项人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向北迁徙并建立西夏政权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民族迁徙的路线都是从北往南，由南往北迁的民族不是很多，党项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是活动时间较长。党项人大致从唐代贞观年间就从西南地区逐渐进入西北地区的陇东、陕北及河套一带，在西北地区持续活动了将近5个多世纪，西夏政权在西北地区也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直到1227年被蒙古军队灭亡。
三是西夏政权地跨长城内外。党项人迁徙到西北地区以后，实际上它并没有进入蒙古草原，完全活动在农牧交错地带，包括后来所建立的西夏政权，它的地理范围也基本上在河套及河西走廊地区的长城内外。由于西夏占据着“沟通南北、贯通东西”的地理优势，故而与周边民族有着频繁的交流。
最后一点很重要，西夏多民族交融十分明显。西夏政权就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政权，包括汉、契丹、回鹘、吐蕃等，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典型。
记者：从“天盛元宝”到“光定元宝”，西夏钱币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有何特点？
杨蕤：其实西夏政权自己所铸造的钱币并不多，而且西夏不是从立国开始就铸造钱币。在西夏境内流通的主要是宋钱。到目前为止共发现了西夏铸造的5种西夏文钱币和13种汉文钱币，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在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西夏早期流通使用的都是宋钱。《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是西夏政权制定综合性法典，从卷七和卷十三相关内容来看，西夏基本上仿照宋朝制定了钱币的设计、铸造、发行、流通等一整套管理规章制度。
从文化视角来看，无论是西夏自己铸造的西夏文钱币还是汉文钱币，其文化的根和魂完全植根于中原文化。比如西夏文乾祐宝钱、贞观宝钱、大安宝钱等，虽然上面刻印的是西夏文字，但这些都是年号钱，他们的命名方式来自于中原文化，例如“乾祐”“贞观”分别是后汉政权和唐代的年号。这些现象是西夏政权学习中原文化的重要表征。
记者：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河套地区发现不少西夏钱币窖藏。同时在陕西、新疆、北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浙江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西夏钱币出土，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杨蕤：在今天的河套及其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西夏钱币窖藏，尤其是在今天河套地区的沿黄河地带以及毛乌素沙漠南缘有较多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上述区域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有60—70处之多。有一些钱币窖藏经过考古发掘，有一些窖藏则是由当地百姓偶然发现的。这些钱币窖藏所出土的钱币量极大，从几十斤几百斤到几千斤，如1949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那林镇一西夏窖藏出土了6000公斤的铁钱，1958年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房西夏窖藏出土钱币多达5000多公斤，数量惊人。
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钱币窖藏中也发现数量不等的西夏钱币，从东北到江南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在朝鲜半岛也有发现。这些钱币窖藏有的是宋代，有的为金代，还有一些是元代和明代的。西夏虽然影响远不及中原王朝甚至辽金政权，但是西夏钱币的流通却十分广泛，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上述现象意味着什么呢？河套地区周边曾有宋、辽、金等政权，在地理上是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之所以在河套地区发现如此密集的西夏钱币窖藏，反映出西夏时期河套地区及其周边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极其频繁往来，尤其是经济交往。
至于在其他不少地方发现的西夏钱币或窖藏，说明西夏与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甚至在东北地区存在商品流通关系，已经被纳入了当时全国贸易网络之中。
记者：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看，西夏钱币窖藏出土的钱币大多是宋钱，即使在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中，宋钱的数量远多于西夏钱币，这一情况反映出西夏与宋朝等其他政权怎样的关系？
杨蕤：考古资料显示，迄今出土的钱币中大概97—98%是宋钱，西夏钱币只有2—3%，比例相当低；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发现了18种西夏自己铸造的钱币。
这说明宋钱是西夏境内所流通的主要货币，甚至可以说宋钱是西夏的“法币”，可见西夏对宋朝经济的依赖程度之高。宋人对此也有认识，仁宗时期名相庞籍讲：“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当然，宋朝对西夏物产也有一定的依赖。例如，宋代皇帝经常将羊肉作为奖励赏赐给权臣，而西夏羊肉是羊肉中的精品，备受北宋士人的青睐。当时要几斤茶叶才能换取西夏的一口羊。小说《水浒传》中将“塞北羊肉”列为上等食材，绝无不实之嫌。
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在宁夏灵武县磁窑堡瓷窑遗址中，出土了一枚喀喇汗王朝的钱币。新疆墨玉、吐鲁番、莎车等地也出土过西夏钱币。针对这一现象，可否谈一下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
杨蕤：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是与西夏同时期存在于今新疆及中亚的政权，当时新疆地区的钱币怎么能到西夏境内？这一现象恐怕与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有关。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最为兴盛，但到唐末五代以后渐趋衰落。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西夏控扼西北，丝绸之路业已中断不通。
然而，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表明，即使西夏割据，丝绸之路仍处联通之态，在灵武发现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侧面说明。此外，《宋史·天竺传》中就记载了一位来自南亚僧人途经西夏进入中原地区。《天盛律令》中讲道来自大食(喀喇汗王朝)、西州(吐鲁番)等地商人若在西夏境内遇到困难，要予以帮助，若售卖违禁物品则严惩不贷。
西夏时期，回鹘商人活跃在丝绸之路上，西夏境内有不少前来贸易的回鹘民众。《天盛律令》中还有“回鹘通译”一职，应是回鹘专职翻译。
西夏的中继贸易即“转手贸易”很兴盛。许多来自非洲、西亚等地的“外来商品”，如珊瑚、玛瑙、沉香、琥珀、乳香，这些商品层层辗转进入西夏境内。丝绸之路畅通与否，不仅要看有无商旅通行，也要看商品是否畅流。
小小钱币成为观察西夏与周边以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窗口。它是西夏与周边紧密交往的见证，也是这一时期中外畅通的见证，更是西夏与宋朝紧密相依、互为一体的见证，印证了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这条铁律。
受访者简介：
杨蕤，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古西北民族史及历史地理学、西夏学、民族考古学、丝绸之路史等研究。